今天我要和杨振宁告别了。

10月24日上午9点，杨振宁遗体葬礼在北京八多山殡仪馆礼堂举行。杨振宁因发现对称破缺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但他一生都在追求对称。那一年，他35岁。 2025年10月18日中午，杨振宁在北京病逝。 17天前，他刚刚庆祝了自己的103岁生日。他的好友、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朱邦芬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杨振宁于2019年底摔倒住院。 2023年后，他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今年9月下旬，医院下达病危通知书。杨振宁的“弟子”翟辉回忆，10月18日中午赶到医院时，杨“离开时一如既往的平静、平静”。杨振宁是20世纪最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物理学界之外的人有多少我们知道，他因不保持均等而获得诺贝尔奖而闻名，但这并不是他最重要的成就。他于1954年提出的杨-米尔斯理论彻底改变了20世纪下半叶现代物理学和几何学的发展。 “这可以与牛顿、麦克斯韦和爱因斯坦的工作相媲美。它无疑会对后代产生类似的影响。”这是他1994年在美国鲍尔科学成就奖上的演讲。杨振宁活得够久了。大多数与他同时代的人，其中一些是 20 世纪物理学界最杰出的人物，都已经去世了。杨振宁几乎是最后一个目击者。现代物理学的黄金时代随着他的结束而结束。杨振宁/张默 摄 为了追求“团结”，杨振宁是天生的“左撇子”。神也？物理学家泡利并不相信。 1957年1月17日，他在一封后来广为流传的信中热情地写道：“我要下一个大赌注“这个实验肯定会给我们一个对称的结果。”他所指的实验测试了杨振宁和李政道 1956 年 6 月的论文《质疑弱相互作用中宇称的保持》。我们都知道故事的其余部分。杨先生和李先生说得对。他们因其“前所未有的速度”而获得了诺贝尔奖。直到今天，这一记录仍然完好无损。不保留宇称的结果之所以令人震惊，是因为它破坏了最美的自然定律——对称定律。当地时间1957年12月11日，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音乐厅举行。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六世·阿道夫（右）在获奖后赞扬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左）和杨振宁（中）。图片/视觉中国 那么为什么选择杨振宁呢？要理解这一切，我们必须从他对对称的痴迷开始。杨振宁很看重科学感。他认为，在任何创造性活动领域一个人的品位和能力、气质和机遇决定了他的风格，进而决定了他的贡献。 “物理学是对物质世界的客观研究，但物质世界有一个结构，而人类具有该结构的某些特征。他的好恶是形成他自己的风格的元素。”杨振宁的这种感觉最早出现在西南联大的时候。 1938年，16岁的杨振宁以同等学历考入战时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在2万多名考生中，他的成绩排名全国第二。杨振宁西南联合大学门票。图片/清华大学网 对杨振宁影响最大的两位教授。他在联合国大学物理系的导师是吴大猷、王竹羲。吴先生是他的研究生论文导师，后来是1941年。我记得在去年的时候2016年1月，吴大猷老师让我为《现代物理评论》研究一篇文章。主题是分子光谱学和群论之间的关系。杨振宁通过对称性的出色应用而对对称性产生了兴趣。他研究了物理学中的群论，他的硕士论文导师王竹熙向他介绍了统计力学，这是数学和物理学的完美交叉点。 1945年11月，杨振宁抵达美国，就读于芝加哥大学。他感到“幸运”，能够赶上粒子物理的黄金时代，在新的领域成长。莫尔·塔德说：“20世纪物理学的真正辉煌在于对自人类文明开始以来一些重要的基本概念的深刻理解：空间、时间、运动、能量和力。这导致了对自然更美丽、更细腻、更精确同时也更统一的表征。”在杨-米尔斯规范场理论出现之前提出后，物理学发生了三次革命：第一次是机械革命，第二次是电磁革命，第三次是相对论革命，爱因斯坦统一了时间、空间和引力。随着粒子物理学的发展，物理上理解宇宙和人类起源的奥秘逐渐浓缩为四个部分：引力；电磁力、强相互作用力、弱相互作用力。致杨振宁在芝加哥的工作 当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20世纪物理学最大的困惑就是如何整合四种力。爱因斯坦试图用他的广义相对论来实现这个“最终目标”，但失败了。受到“统一”的启发，杨希望找到“解释不同粒子之间相互作用的普遍原理”。最初，调查进行得并不顺利。致联合国大学好友黄坤的信1947年，杨振宁形容自己“幻灭了”。中科院对此深有体会。马中奇是杨振宁晚年的重要合作者。 2009年至2011年与杨先生共同发表论文5篇。 2021年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马中奇表示，杨振宁的特点是，一旦心里有了明确的要解决的问题，就会想尽办法去实现。目标。如果这条路不适合你，就不断改变、尝试，直到可行为止不要停止。 “我经常发计算邮件，说计算过程可能有问题，但结果应该是正确的，最后加上三个感叹号。” 1947-1954年，杨振宁又进行了三、四次尝试。直到1954年，他在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结识了年轻的美国物理学家罗伯特·米尔斯，并获得了“非常漂亮的数学结果”。这是杨·米尔斯的作品巨大的场论，正是杨振宁所寻找的“普遍原理”。我们将除重力之外的所有三种力整合到一个综合框架下。在这种影响下，标准模型逐渐发展起来，对现代物理学影响最大。复旦大学物理系特聘教授、犹他大学城物理与天文学系名誉教授吴永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不到50年的时间，从20年代粒子时代开始，到1970年代粒子物理标准模型完成，人类再次能够理解万物的尺度。它跃升至十亿，数倍下降到微观水平。 “杨规范场理论对于实现这一飞跃至关重要。” 《鸟类的贡献》 在杨振宁看来，一切真正重要的物理理论都是“造物主的诗篇”。这首诗的题目是“《杨·米尔斯》只有一行字：“对称性支配相互作用。”这是杨振宁物理学生涯中最重要的结论，也是他一生思想的凝结。马中奇说，杨振宁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对物理世界本质的准确洞察。1984年9月24日，是马中奇作为一名物理学家来到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第一天。 访问学者。杨振宁当时担任这里的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他向杨振宁汇报了自己的留学计划。他一方面继续致力于磁单极子理论方向的博士论文课题，另一方面对莱文森定理进行了详尽的研究。 “杨先生听了，对我说，‘当然可以应用磁单极子 理论，但我们只需要跟随别人。莱文森定理则不同。这是一个基础l 量子力学问题。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根本问题就是重要问题。”这句话后来成为马中奇一生的座右铭。然而，“问题”是什么？根本”？和武术秘方一样。不同的体质有不同的解释。受父亲杨无知的影响，杨震的理解是数学。杨无知是20世纪第一批留美归来的中国数学家之一。1929年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 在《父亲和我》一文中，杨振宁回忆道：“父亲的书架上摆满了英文、德文的数学书籍。他经常看着他们。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哈代和赖特的《数论》的定理和斯派塞的《有限群论》中很多空间群的插图……1938-1939年，父亲教我介绍现代数学精神……”四十年后，杨程宁写道：“我的大多数物理学同事对数学都持功利主义态度。也许是受到父亲的影响，我钦佩数学的美丽和力量。数学里有战术上的聪明才智和灵活性，还有战略上的远见。”在杨-米尔斯方程中，杨振宁用高度凝练的数学语言解释了对称性。“奇迹中的奇迹，数学中的一些伟大概念实际上主宰了物理学。世界的基本结构。与杨振宁关系密切的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将科学家分为两类：鸟类和青蛙。飞越雨林，面对一生的琐事，他运用统一思想的理念。青蛙生活在地下，只能看到附近盛开的花朵。戴森认为杨振宁对物理学最大的贡献是“鸟类贡献”。但鸟儿不会凭空飞来。杨振宁倾身都落在了两位前任的肩膀上。一位是爱因斯坦，一位是德国数学家、理论物理学家赫尔曼·韦尔。他引入了特殊的对称性，但只关注电磁相互作用。在此基础上，杨振宁拓展出了更为通用的形式。马中奇解释说，呻吟对应的是“表达”。 “另一种语言的麦克斯韦方程组”论证了现有的结论。然而，很多物理学家都无法理解这个方法背后的深层逻辑，但杨振宁却立刻明白了。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教授翟辉是杨振宁回国后带去的最后一位博士生。他在接受《中新网》周刊采访时指出，杨振宁曾说过：“如果你真正了解物理理论，你应该能够推广它。” “如果你真的能推进一个理论，你需要提取其中最本质的方面“这揭示了杨振宁所说的‘根本问题’的重要路径。”戴森对杨振宁的评价是典型的“保守革命者”。杨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想了想，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我重视传统，通常只有在必要时才会探索新的方向。”“吴永石认为，在西方文化背景下，‘保守-革命’有很高的声誉。”保守派强调“不极端”，但很难不走极端，因为我们要选择性地辨别和接受旧的。换句话说，当杨振宁像鸟儿一样飞翔在物理学的浩瀚天空时，不仅看着遥远的地平线，也看到了 像青蛙一样观察地面的细节。扬深受其导师恩里科·费米的影响。 1949年，当杨振宁申请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博士后职位时，他被告知，他不应该在那里呆超过一年，因为“他的研究方向太理论化，很容易偏离实际的物理问题”。这句话杨振宁一直记在心里。所有到石溪拜访过他的学者一定对此印象深刻。一个巨大的衣柜占据了他办公室的整面墙。据马中奇介绍，柜子里摆满了抽屉，里面放着杨振宁年复一年研究的各种问题的相关资料和计算。每次有人向您寻求建议时，您都可以立即准确地锁定相应的抽屉。 “他记忆力极好，很多别人的技术和研究方法都记在脑子里，随时可以查阅。后来我才明白他所说的力量是什么意思，是不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杨振宁曾用公式(D+E+F)/3来形容他的风格，其中D代表狄拉克，E代表爱因斯坦，F代表爱因斯坦。费米。它还对这三位20世纪最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大师的爱好进行了精确而优美的描述。狄拉克是“精神上的、精神上的”，爱因斯坦是“深刻而广阔的”，费米是“稳定而有力的”。我以为我得到了这三个中的三分之一。 1955年，物理学家杨振宁和理查德·费曼。摄影/视觉中国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更好地回答最初的问题“为什么是杨振宁？”杨振宁相信“对称性决定相互作用”，他是第一个提出弱相互作用中时空对称性可能被打破的人。除了保守和创新的特点外，它总能在矛盾的概念之间找到最平衡的路径。观众席上坐着一位儒家绅士杨振宁先生。 “高能物理的未来”研讨会将于周六下午在美国举行。快结束的时候，主持人突然看到了杨真在观众席上，立即问他。他让我说一句话。杨振宁缓缓说道：“晚会结束了。”当他说完之后，没有人再说话。那是1980年，会面结束后，一位中国年轻人想和他说话。杨振宁道：“我不会和你争论，但你记住，我说的话对你的未来比对我的未来更重要。”直到2016年，杨振宁继续捍卫自己的想法。另一个有争议的观点源于他公开反对中国建造大型对撞机。这是中国高能物理学家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的一个大项目：通过粒子之间的高能碰撞反应来观察粒子的性质。 2012年发现希格斯玻色子后，新一代大型对撞机有望充当“希格斯工厂”，完成标准模型拼图的最后一块。不过，杨振宁并不看好这个方向。你反对的理由仍然是相同的。花费数百亿美元建造大型对撞机是对高能物理高度不确定的未来的赌注。这就是“性价比太低”。这意味着。大多数中国高能物理学家不同意这种观点。多位接近陈宁阳的物理学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场争论背后的核心矛盾在于物理学发展方向的不同选择。杨振宁一贯的观点是，搞研究，必须进入“发展之地”。经常建议年轻人，最好选择一个“以前没有人种植过的花园”。 “挖出很多新东西。”高能物理中可能影响整个“谜团”的重大理论成就大多发生在1980年之前，其中包括希格斯玻色子的预测。因此，在杨振宁看来，这个“花园”实在是太不合时宜了。不过，这种选择比“保守”更务实。这是一个非常中国化的选择。 ”杨振宁深感朱邦芬指出，在杨振宁眼中，有两种体质。一类是像泰勒、费曼、奥本海默这样的人，他们是天才，但积极进取，有时不择手段地取得成功。其他像费米、仇光钊、米尔斯等人则具有绅士风度。杨振宁也推荐第二类。杨振宁也推荐第二类体质。 镇宁曾与他人讨论如何决定一个国家的科学发展是保守还是激进。他承认，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至少必须遵循两个基本原则。第一，国家利益必须高于集体利益。其次，要保持适度，不走极端。杨振宁有着强烈的家国情怀，这不仅影响着他的身体选择，也影响着他余生的命运。他长大了 在20世纪最动荡的时期在中国生活并访问了中国第一次是在1971年。当飞机越过边境时，他从空中看到的第一眼就是昆明，这是他离开中国之前居住的城市。 1999年，杨振宁正式从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退休。当时，朱邦芬透露，他曾多次表示要彻底回到中国。然而，当时杨振宁的妻子杜致丽生病了。因此，去美国治疗是必要的。为此，他的回国计划不得不推迟三年。直到2003年底，妻子去世一个多月后，杨振宁在人生最后一段时期选择了自己从小长大的清华大学。对于杨振宁来说，全职回国后，最重要的不再是自己进行研究，而是培养中国核心领域能够产生真正国际影响力的人才。参与创建多所国家级大学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以下简称“高等研究中心”），后来更名为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 1997年6月2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旗舰高级研究中心正式成立。杨振宁先生担任名誉董事。朱邦芬先生是中心成立后引进的第一位教授。他记得杨振宁虽然是名誉主任，但他参与了讨论，最终确定了中心的一些基本原则。首先，员工必须有能力；教授职位是永久性的，每个职位都必须仔细选择，而研究员和副研究员是非常任性职位，以维持机构的学术活动。其次，足够宽松、自由的科研环境应该提供，不限制具体的研究方向，没有资金、文章或项目的压力。第三，要有优秀的学生。为了为高级研究中心挑选最合适的人员，杨振宁先生仔细研究了每一位候选人的学术资料。 “曾经有一个候选人简历非常好，在美国获得了重大科学奖项，但杨先生看完所有文章后拒绝了这个候选人。他说原来的研究“做得很好，但近年来没有足够的活动”，朱邦芬说。翟辉表示，高等研究院的招聘模式不是观望，而是主动。一位接近的匿名物理学家 该中心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先进研究中心多年来能够保持纯粹的“学术至上”文化，排除各种外界噪音。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收到资金主要来自学校和政府，而不是部分实现财务独立。钥匙是由杨振宁推动的基金会提供的。高级研究中心成立后，杨振宁立即开始筹集资金。他利用个人声誉和人脉在香港、中国和北美注册基金会，并主动捐赠100万美元。在杨振宁的劝说下，不少朋友也纷纷捐款。它还将年收入100万元的一部分投入到该中心。该基金会目前拥有约1500万元人民币。 “这笔钱足够该中心至少再维持几十年，保证中心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基本达到国际标准，保证教师不用参加国家项目就能在这里谋生。”上述学者表示。杨振宁身边的人都形容他是“最他没有天才中常见的脾气和傲慢，对待每个人都一视同仁，表现得像个绅士。马中奇最难忘的时刻是2011年的春节。为了进一步研究，杨振宁在高中开学第一天就给物理学家吴大军发了一封电子邮件，想邀请他来合作研究。然而，马中奇正忙着庆祝中国人的研究成果。 过年那天没能及时查看邮件。 “直到晚上我才打开电脑，却发现杨总和另一位合作者关希文先生就这样的鸡毛蒜皮的事情交流过几次，并表示只有马中奇先生表态后才能向吴大军发出邀请。”在杨先生眼中，所有合作者都是平等的。”晚年的杨振宁仍然保持着极大的好奇心和旺盛的生命力。90多岁的时候，他经常在深夜给翟辉和他的同事们发计算稿。思路很清晰。直到 97 岁高龄，他和妻子黄文一直在探索世界，经常前往香港、中国和美国。文帆记得，杨振宁在85岁之前也喜欢独自“上山下乡”，家人和朋友都极力劝阻，但他却乐在其中。杨振宁和文帆还拥有“杨文工作室”。朱邦芬说，杨振宁喜欢用相机记录自己的生活。我的妻子去旅行，我的朋友参观我的房子和我的生活。我自拍并编辑我发现并认为值得记录的所有内容，并且我还提供自己的音乐。有一次，朱邦芬带着两岁的孙子到陈宁阳家做客。杨振宁发现女儿即使不说话，眼睛也总是在动，于是他拿出相机。几天后，朱邦芬收到了CD。其中包括杨振宁为孙子拍摄的一段两分钟的视频，其中有很多特写镜头。 “他可以观察到一些微妙的事情。 “平时我没注意到我孙子的眼睛总是在动。”朱邦芬说。1929年，杨振宁七岁考入清华大学，他人生的起点就是清华大学科学馆。这座西式红砖建筑建于1918年，进入正门后左边第三个房间是我父亲杨五之以前的办公室。 这是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所在地。杨振宁曾经说过，他的人生是一个圆。他特别喜欢诗人艾略特的两句诗：“我的起点就是我的终点……我的终点就是我的起点。”杨振宁毕生追求物理学的对称之美，过着充满对称之美的生活。发表于10月27日《中国新闻周刊》第1209期杂志， 2025年 杂志名：杨振宁：美在于对称 记者：霍思怡 编辑：杜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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